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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远平:父亲听闻刘志丹牺牲悲痛欲绝多年后难忘怀

时间:2019-08-10 19:47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查看:  
内容摘要:金秋时节,我们来到美丽的庆阳,在这里隆重纪念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八十周年,缅怀革命前辈在这块热土创造的光辉业绩,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作为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建者的后代,我首先向为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做出贡献的前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金秋时节,我们来到美丽的庆阳,在这里隆重纪念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八十周年,缅怀革命前辈在这块热土创造的光辉业绩,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作为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建者的后代,我首先向为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做出贡献的前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代表我母亲齐心同志,向陕甘革命老区人民,特别是庆阳老区的父老乡亲们致以亲切慰问!向出席这次座谈会的中央有关部委、解放军总政治部、国防大学、兰州军区、广州军区和陕西、甘肃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向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新闻媒体的朋友们致以真诚的问候!

  陕西、甘肃两省是中国在西北地区最早建立起党组织的省份,两省的革命斗争历史相互关联、相互依存,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以刘志丹、谢子长等为代表的人,按照党的八七会议决议精神,积极投身于开创陕甘两省武装革命斗争的洪流。我父亲当时只有十七岁,被党组织派往军杨虎城部做兵运工作。并于1932年4月在甘肃领导发动了震惊陕甘的“两当兵变”。

  1932年2月,刘志丹、谢子长等人组建了陕甘游击队,从此开始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历程。同年8月,我父亲也从两当兵变后辗转来到照金,见到了他仰慕已久的刘志丹、谢子长。在志丹伯伯支持下,我父亲又从照金返回渭北开展武装斗争。他生前曾回忆说,当时中共陕西省委尝试在渭北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残酷的斗争实践告诉他们,在统治严密的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十分困难的,后来,父亲受中共陕西省委派遣,重返照金工作,那时红二十六军虽然已经成立,但常常在外线作战,没有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我父亲来到照金后,一方面对红军游击队进行整顿,一方面挨家挨户发动群众,很快在照金一带打开新的局面。

  1933年6月,由于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执行极“左”路线,强令红二十六军红二团南下渭华,结果损失惨重,几乎全军覆没,刘志丹、王世泰等同志生死不明。这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袁岳栋与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相继被捕叛变,陕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陕甘边根据地面临重大危机。敌人在叛徒的带领下加紧了对照金根据地的进攻,8月上旬,红四团、耀县游击队和王泰吉率领的起义部队撤退到照金根据地,陷于敌军的包围之中。在这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由担任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军委书记的与特委书记秦武山等同志主持,在照金的陈家坡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决定,在陕甘边区特委的统一领导下,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指挥红四团、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和各路游击队,天龙图库开奖直播室彩坛,推举王泰吉任总指挥。并经提议,为率部南下尚未归来的刘志丹保留了副总指挥兼参谋长的职务。

  半个世纪后,我父亲曾经撰文回忆陈家坡会议:“陈家坡会议仍以创造和扩大陕甘边苏区为中心口号。制订了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开展深入的群众工作的战略方针。实践证明,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它对于加强党对红军和游击队的统一领导,巩固和扩大中共陕甘边根据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我父亲先后参与了领导创建照金和南梁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从陕西照金到甘肃南梁,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有过痛苦的失败,也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1934年2月,为了统一领导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中共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华池县南梁小河沟四合台村召开群众大会,再次选举成立新的边区政权——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当选为革命委员会主席。在刘志丹和领导下,陕甘边根据地得到很大发展,建立正式的工农民主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1934年11月1日,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华池县南梁荔园堡胜利召开。大会按照刘志丹的意见,确立了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办法,按照选举地区和单位人数比例产生代表,并照顾到工人、农民、军人、妇女等各个方面,层层民主选举,产生了一百多位工农兵代表,再由这些代表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为陕甘边区军委主席。

  在南梁建立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是西北地区有史以来第一个通过层层选举建立的民主政权,陕甘边根据地从此迎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管辖着华池、赤安、庆北等陕甘边区的18个县域。

  我父亲在担任苏维埃政府主席期间,与志丹伯伯等同志一起主持制定并实施陕甘边苏区的土地、财经粮食、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知识分子及各项社会政策和对民团、土匪、白军俘虏为主要内容的十大政策,颁布一系列法令,开办军政干部学校,发行货币,建立集市贸易,为巩固红色政权,促进边区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做了许多探索性、开创性的工作。历史证明,这些政策和法令的实施,极大地提高了根据地军民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和加强了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和统一战线工作,南梁地区形成了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文明向上的良好局面,是贫苦农民群众向往的好地方,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一块革命根据地。

  在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领导下,陕甘边区军民众志成城,英勇奋战,粉碎了军对边区的多次“围剿”,在其他革命根据地相继失守的情况下,陕甘根据地却不断发展壮大,到1935年6月,已经在二十多个县的广大农村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使游击区扩展到三十多个县,主力红军发展到五千多人,地方游击队发展到四千多人,把长期分离的陕甘边区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面积三万平方公里,人口九十余万的红色区域。这块硕果仅存的根据地最终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这是多么伟大的贡献啊!

  革命前辈们当年建立陕甘根据地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的坚强领导,靠的是走群众路线,同时也离不开每一位人脚踏实地的埋头苦干和无私无畏、不怕牺牲、勇于开拓的革命精神。这种精神,实际上也贯穿着我父亲的一生。1978年,父亲在历经十六年磨难后重新出来工作,中央派他主政广东,他根据当时广东的实际情况,率先向中央提出让广东“先走一步,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进而又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小平同志提出建设经济特区的大胆设想,小平同志赞许地说,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他鼓励我父亲“杀出一条血路”。2345网址导航回应“浏览器主页劫持”报道追踪我父亲充分认识到改革充满艰辛,必须拿出当年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那么一股大无畏的献身精神,去开创新的局面。我的父亲一生有两大亮点,一个是参与领导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另一个就是在广东领导创建经济特区。

  当年参与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前辈们,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陕甘地区的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道路。特别是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武装斗争,革命信念丝毫没有发生过动摇,这是一种多么可贵的品质呵。

  在当年的陕甘边区,我父亲把走群众路线当作每个干部的行动准则,为了让边区群众了解党的方针政策,他带头走村串户发动群众,到南梁没多久,就对周围几十个村镇的情况了如指掌。蔡子伟伯伯曾经回忆说,每逢集市,我父亲都与陕甘边区政府的几位领导一起到集市上转转,听取群众意见,每次都会有许多群众围拢过来,问这问那,亲热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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